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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干部特权制度的革除和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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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4 09:49:5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苏共干部特权制度的革除与复辟

金碧辉煌的别墅里,有40-50人在为一个家庭服务,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当你把这个情景与亿万富豪或者帝王贵族之家相联系时,你可能不感意外。

然而,当这些与前苏联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的生活联系起来时,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描述了一路的见闻。

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罗兰惊诧地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他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

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被安排”的幸福生活

特权阶层的产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度。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制度,这个决议规定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资格。第1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2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3号官职等级名录,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如果你有幸成为名录中的一员,你就“被安排”了,可以享有特权阶层的生活。

如果你暂且还不在名录,那你就得想想法子了。


到1924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官职等级名录包括了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而候选人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的,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处在这个权力金字塔尖的是斯大林。

权力不断集中。联盟的部级单位后来达到了160个,被看作是法律的各行政部门的大小命令法规达到20多万种,1000多万条,差不多可以说连小便的动作也有规定了。行政命令体制加强,但缺乏民主监督机制,这必然令国家机构臃肿,官僚作风大增。到1985年,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副部长达到800多人,一个普通文件的审批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

官职等级名录,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名词,有幸列入其中的苏共领导干部逐渐转化为“红色贵族”——拥有个人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的特殊社会集团。

特定工资和“钱袋”制度

斯大林时代,苏共高级干部阶层的一项重要特权就是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

这个特定工资额后来又有增加。但这个增加额部分没有列入工资单,是用封着口的小纸袋同工资一起发放。这就是苏共历史上所谓的“钱袋”制度。

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有过多次谈话,其中谈到过工资和“钱袋”问题。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10:1)。这些钱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要遭到严厉处罚。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而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6800美元。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决心在干部特权制度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他大力推行领导干部轮换制度,并减少了高官薪金。苏方曾于1957年2月向中国驻苏使馆通报说:苏联将从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干工资。规定政府部长每月工资最高为8000卢布(旧卢布,下同),副部长7000卢布,部务委员4700卢布,司长4500卢布,副司长3000-4000卢布。党中央各部领导人工资也减低,但比政府部门要高。这次降工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为15000卢布,现降为5000卢布。而当时工人最低工资只有300-350卢布,即使高官降薪后其收入与普通民众相比也相差悬殊。

赫鲁晓夫的改革很不成功,结果把自己的政治命运玩丢了。

那些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官们,支持罢黜赫鲁晓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马上否定了赫鲁晓夫,他采取了完全依靠特权阶层的办法,强调领导干部的继承性,改变了领导干部轮换制度,不但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特权,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权。

据现今可见资料,前苏联高层领导在物质生活上绝对是“享有一切”,他们与平民的工资差能够达到50倍以上,任何一位机关领导干部每月还能拿到高于工资一倍以上的补贴,职位越高补贴就越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共政治局的成员已经达到了“各取所需”的程度。

“小白桦商店”:领导干部的特别供给

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首都莫斯科。每逢周末,在距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就呈现出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观:擦得锃亮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排成两行,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司机们眼睛盯着反光镜,不顾规定和警察的警告,满不在乎地把车子随意停放。他们只是一个劲盯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楼的入口处。

这幢土黄色的大楼,窗户是不透明的。门口有一块牌子说明:1919年,列宁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另一块牌子上写着:“领证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这里领到证件,只有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拎着大提包,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都是苏联上层人士,他们来到这座没有任何招牌只有持特殊证件才可进入的商店里选购东西。

无数个这样的秘密商店为苏联上层社会服务,为“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们服务。上层人士可以在这些特殊商店里购买苏联国内稀缺食品,如鱼子酱、蝗鱼、鲑鱼和出口伏特加,以及“资产阶级的”享乐用品,如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法国香水、德国晶体管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

这就是被莫斯科普通市民所艳羡的“小白桦商店”。

在莫斯科最大的国营商店“古姆”的三层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100号分店”,也是专为上层人士设立的。在军人商店的地下室有一个只为军官服务的秘密商店。特殊裁缝店、特殊理发店、洗衣店、化学洗染店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各种商店以及食品店遍布莫斯科,约有100处之多。

苏联一位记者指出:“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这就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所享有的特供。为了维系这种特殊待遇,他们毫不考虑代价。

前苏联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酒,就是在处于德军围困,粮食极度匮乏的列宁格勒生产出来的。

1942年德国军队将列宁格勒围得铁桶一般,居民饥寒交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被称为“活的幽灵”。与此同时,列宁格勒著名的酿酒师斯维德利在酒厂的实验室挥汗如雨,他在完成上级的秘密指示:酿造“首都”牌伏特加酒。

宝贵的粮食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佳酿——这不是什么战胜法西斯的秘密武器,而是供军队高级干部和市委领导人享用的“特供品”。

如果这些粮食节省下来,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

按官级高低享受特殊待遇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

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

70年代后,苏联的特权阶层变得更加庞大。

对特权阶层的供应是分级别的。最高级别的当然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们,这些人都享有“克里姆林宫份额”,能得到许多免费的供应。

在莫斯科,有专门为193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设立的配售店,有专门为元帅和将军们设立的配售店,也有为著名学者、宇航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企事业单位领导设立的廉价配售店……这些按级别设立的商店比普通商店货物齐全,物美价廉。另外还有特殊服装店、特殊理发店、特殊食品店等等为特权阶层提供供应和服务。如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设置的内部商店,专门向高级干部们供应紧俏商品;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政府的副部长、州委书记、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以上以及苏维埃机关的高级官员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而中央百货商店的45号售货部是为较低级别的官员购物设立的。

许多的政府机关发放给官员们“特殊配给卡”,这种卡既是出入特殊商店的凭证,同时卡上标明可以购买东西的金额,级别越高的人可购买商品的金额越多。此外,“小白桦”商店出售廉价的进口货和社会上稀缺的商品,只有持“卢布证券”的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所谓卢布证券是指用外汇换来的特殊卢布,有门路的官员、外交官、记者等才能经常弄到卢布证券。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且有等级之分。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遭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这位刚刚提拔的高级干部不禁为这种说法瞠目结舌。

普通人与高官之间“天壤之别的生活”

法国另一位大作家安德烈·纪德于1936年访苏归来后,写下了《从苏联归来》,深刻地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

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高层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棒鸡以及诸如此类。”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

苏呼米附近有一家高官招待客人的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排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赚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起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

纪德不无挖苦地写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虽然当时苏联到处宣传人民之间平等,革命同志之间友谊深厚,同甘苦共患难,同富贵共享乐,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参考资料:叶利钦著《叶利钦自传》,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最后一年》等)

原载《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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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 14:55:31 | 显示全部楼层
纵论历代王朝更替的临界点

我今天不想再捅别人的G点,而是跟大家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王朝的临界点。因为常收到喜欢历史的读者来信,问我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个问题,我真还有点研究。

大概是前年吧,受高歌兄怂恿,我准备写本历史书,叫《一个王朝的艰难死亡》,后因身体缘故半途而废。为此我认真研究了从先秦至今,各个王朝的死相死因。虽然各有各的死法,但大同小异,没多少新意。简言之,无外乎被奴才弄死、被奴隶弄死、被外人弄死等三种。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并非王朝的转折点,而是临界点,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是由盛转衰的节点,后者是无药可救马上要挂了。以明为例,转折点在万历年间,临界点是李自成等叛乱;以清为例,转折点在乾隆后期,临界点是立宪梦碎,如此等等。

讲故事是《百家讲坛》诸大师的营生,比如王朝的各种奇幻死法,对此我毫无兴趣。我所关注的,是如何把握王朝的临界点,判断它是否将土崩瓦解、寿终正寝。如果不下点功夫,我们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哪个王朝不在将死之前夜,依然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谁料想转眼间楼塌了,傻逼了,呜呼哀哉了。

要判断一个王朝是不是快要挂了,有三个关键点可资参考:

【1、我不怕你了。】

【2、我不信你了。 】

【3、我无所谓了。】

诸位知道,历史上的专制政权靠三样东西来维系:恐惧、谎言以及实施恐惧与谎言的官僚集团。没有这三样宝贝,它一天都存在不下去。自先秦以来,数千年王朝兴衰,莫不如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国家就是暴力机器,至少在专制社会,这个判断非常恰当。

统治者莫不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继而以暴力维持政权。陆贾给刘三讲,天下马上得之,岂可马上治之?听着似乎很靠谱,可考察历代政治,对黔首布衣,哪一个不是马上用皮鞭治之乎?所谓马下治之,不过是挂起儒家的遮羞布,与精英集团分赃,一起盘剥、整治老百姓罢了。

既然国家是暴力机器,那就无理可讲,老百姓时刻生活在或明或暗的恐惧之中,噤如寒蝉,苟且偷生,任何反抗都会遭受万劫不复的命运。就算睡了你的老婆、割了你的牛牛、要了你的命,也只有“谢主隆恩、奴才该死”的份。

除了恐惧,另一工具就是制造形形色色的谎言,其目的不过是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解释罢了。或扬言受命于天,或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总而言之,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用各种虚假的故事粉饰自己,糊弄天下人相信:偶是诚心诚意为百姓服务、生活在偶的统治下是如何幸福云云。就算有不少仙女饿死,似乎也不影响这个故事的高大上。 谎言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操弄民族主义,刻意制造某些看似青面獠牙的外部敌人。

目的有二:一是转移老百姓对他们的不满,借机化解统治危机、掏空百姓腰包,有些人恶意操弄爱国主义,其居心也不过如此;二是恐吓老百姓——没有我的庇护,国将不国,你们会成为卑贱的亡国奴。  因为天天洗、年年洗,甚至从娃娃抓起,很多人的脑子被洗成了浆糊,真信以为然,任由他们奴役。就算是被强奸或轮奸,也坚定地认为对方不是普通的嫖客,而是柳下惠。

要做到这两点,就需要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官僚集团。因为奴役、盘剥老百姓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成本很低,他们便沆瀣一气,把恐惧与谎言进行到底。所谓凝聚力,事实上就是黑社会的玩法,人人不干净、人人利益均沾,只能同呼吸共命运,从而产生强大的战斗力。他们相信,只要保住这个政权,老百姓就是他们廉价的奴仆,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如果这种游戏能持续玩下去,那就不存在王朝的更替。事实绝非如此,如《儒林外史》中所言,“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放眼神州,到处都是王朝的坟墓。根本原因就是,这三样法宝玩一段时间便不灵了,就算还没死,但已经收到了医生最后的判决书。

【何谓我不怕你了?】

在专制政治下,老百姓对衙门总是充满恐惧,嘴上说是爱,其实只有害怕,因为得罪了形形色色的老爷,时刻都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原则地忍耐、装腔作势地爱,如蝼蚁般苟且度日。但总有一天,这种恐惧心理会发生改变——不管你看上去如何牛逼,老子不怕你了!原因有二:

一是你欺负我太久了,我已走投无路,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混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夏民高呼“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老马讲“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如此而已,大不了同归于尽!二是老百姓发现,你没有自己吹嘘的英明神武,也不过是酒囊饭袋,装腔作势、外强中干而已。鞭子还是鞭子,但肾衰成这样,又能吓唬谁呢?我(老百姓)一味地怂,你非但没有怜悯之心,还变本加厉地欺负我,老子现在不尿你了,你倒怂了!

【何谓我不信你了?】

靠谎言维系的政权类似建构在流沙上的大厦,看着挺唬人,但经不起折腾便会土崩瓦解。戈培尔宣扬“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但这些邪恶的真理总会被揭穿,那一天就是制造谎言者的祭日。因为夜再黑,总有天亮的时候;一个人睡得再深,总会醒来,除非他是植物人或天生的受虐狂。

老百姓之所以不信你了,原因同样有二:

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他逐渐看穿你编造的一个个谎言,特别是在相对开放的社会,谎言的保质期非常之低。即便如挤牙膏一般,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麻醉药不会永远有效。有些人企图用暴力或编造新的谎言继续糊弄老百姓,比如大兴文字狱,但临床效果很差,或者说只会让更多的人觉醒,对撒谎者充满更深的憎恨。

二是你承诺的没有兑现。你总是标榜自己如何亲民爱民,行的是王道仁政,列出一堆清单,开出一堆支票,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事实正好相反,你并没有兑现承诺,而是以人民的名义中饱私囊,把人民洗劫一空。普通人对形而上学的理论不感兴趣,但对个人利益很敏感,一次次玩这种把戏,他们总会认识到,你根本就是个骗子。

毫无信用的人或团伙,何以得人心治天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大家熟知吧。为了肚脐眼下那点破事,一次次愚弄天下人,结果如何呢?“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呜呼哀哉!这种办法连三岁的孩子都骗不下去,何况成人乎?

就算有一天某些人良心发现,真心为老百姓好,可彼此之间已没有起码的信任,他们也不领你的情,认为你不过是变着戏法使坏。没有天下人的信任,类似发展经济搞建设等等问题,就不用谈了。人心尽失、物议滔滔,就算阁下长着三头六臂、会七十二变,迟了,于事无补了。

【何谓我无所谓了?】

这自然跟老百姓无关,特指官僚集团。起初的凝聚力没了,人心乱了,干部不好带了,树虽未倒,猢狲们各怀鬼胎,准备散伙了。一个王朝到了临界点,必然是这种状况。为何?既然老百姓不怕了、不信了,自己心里很明白,干这营生为千夫所指,职业荣誉感也就荡然无存。连起码的职业荣誉感都没有了,何有自信、信仰可言,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此其一。

其二是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王朝虽看上去依然很美很性感,但已经阴阳两衰、千疮百孔,仅靠廉价的春药和鸦片苟延残喘,完蛋不过是时间问题。庙堂之上、江湖之间,前途一片迷茫,何有动力或凝聚力可言?大家只好蝇营狗苟,一边装腔作势唱唱高调,一边抓紧转移搜刮来的金银细软,随时准备跑路。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官僚集团的不作为。崇祯一朝,换了一堆宰相,大概比我换内裤还勤,是崇祯帝好这一口吗,当然不是,因为换了谁都是混日子、不作为,如此而已。连袁崇焕这般人物,但求“聊慰上意”,吹嘘五年可平辽东,拿关乎社稷存亡的大事当儿戏,这是什么心态?崇祯内心的悲凉,可想而知,大明朝岂有不死的道理?

综上所述,当一个专制王朝沦落到老百姓不怕了、不信了,大小官员成天混日子、随时准备跑路的时候,必然是覆水难收,到了临界点。  

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彻底觉悟了,会自发起来抗争,事实上大部分人永远都是看客,最多就是跟着起哄而已。历史的经验是,如果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甚至绝望,其中一部分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未必会行动),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在劫难逃。至于一小撮冥顽不化的奴才、只会捧戏子斗蛐蛐的八旗子弟,何足道哉!

所谓人民创造了历史,不是人民真正觉悟了起来抗争,而是人民的不满、绝望与冷漠为少数人的表演创造了舞台。人类的历史莫不如此。事实上当李自成们起兵叛乱时,并没有得到多少百姓的支持。在他们看来,李自成也好、大明朝廷也罢,没一个好东西,农工学商个个做壁上观,权当看一出狗咬狗的闹剧。

简言之,真正把崇祯帝送上歪脖子树的,不是李自成、多尔衮,而是亿万民众的不满、绝望与冷漠,他们真的受够了,就等着你倒霉!即便换个主子又如何,坏到这种地步也就到头了。  建立王朝何其艰难,多少人抛头颅撒热血、横死法场,但王朝垮塌,不过是瞬间的事。

但凡到了临界点,任何一个小火苗,都会让看似巍峨的大厦片刻化为灰烬。谁能想到,一个陕北小邮差造反,竟然颠覆了大明王朝,几个小青年在武昌城放了几枪,大清帝国刹那间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大明铁骑、牛逼烘烘的八旗子弟,都到哪里去了?

但愿我这篇小文,对研究历史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你问我,到了临界点,还有没有灵丹妙药起死回生,很抱歉,我只是个江湖郎中,对此束手无策。倘若你实在不甘心,可去协和医院挂个专家号,看他们有没有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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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08:45:14 | 显示全部楼层
  莫言得诺奖,媒体炒作得翻了天,但却没有见到发奖人是怎么说的?大家看到的都是莫言的领奖演讲,觉得莫言是个“懂故事”的人。不过,对于不求甚解的国人来说,咱们要的就是那份得奖的”自豪感“,发奖人怎么说的,管他呢……

  好吧,现在把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颁奖词贴出来,读完之后,为什么这份颁奖词你在中国基本没有看到过——“你懂的!”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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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贡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康正果;来源:新浪博客 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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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2 22: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苏联遗老谈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灭亡

我们一般认为前苏联的解体和前苏共的灭亡,是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起了极大作用,但从一些前苏联领导人的反思中,我们看到这种作用却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前苏联政治制度的内部原因。
请看一些前苏联领导人的反思: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时分析说:”苏联解体与苏共灭亡的原因有三个。即苏共对真理的垄断(对新闻与意识控制),对权力的垄断(即一党执政),对利益的垄断(即经济特权)。”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诺夫在接受凤凰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人治与半计划半统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自传中记叙了前苏联高层领导生活腐败时写道:“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绕,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各级官员的特权与腐败自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公开建立,斯大林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赫鲁晓夫曾于1953年9月3日就任总书记之后曾经向苏联的这种特权与腐败进行宣战。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与权贵觉悟的配合下,赫鲁晓夫孤军作战,最终自己被特权与腐败分子赶下了台。
        前苏联和苏共的垮台,正如这些前苏联高官所反思的那样,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事物的变化外因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内因才起根本或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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