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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集权统治的腐败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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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8 13:27:1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颜昌海的博客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份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藉助于直接收买,藉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1大,
 楼主| 发表于 2017-9-8 13:45:49 | 显示全部楼层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份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藉以牟利。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年勃氏70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12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份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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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7 10: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敢于触犯龙颜的女大学生王容芬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5周年。曾经在19岁那年亲笔写信给毛泽东,声明〝退团〞的王容芬女士回顾十年浩劫的癫狂历史,她指出,〝文革〞就是国家暴力跟青春期少年的暴力扭结在一起,要砸乱中国社会的荒诞恐怖剧。

1966年9月24号,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四年级学生的王容芬,上书毛泽东,信中说:〝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目前旅居德国,年逾花甲的王容芬接受海外媒體采访时,回忆45年前8月18号的那一幕,她说,广场上人山人海的都是大学生、中学生。最高领袖在台上鼓励他们暴力砸烂旧世界。

中国旅德学者王容芬:〝天安门城楼上一水的全是绿色的,全是穿上军装了。毛泽东穿军装,林彪穿军装,其余的政治局委员,什么上天安门的都穿上军装了。然后是红卫兵代表,那些人上了天安门城楼,其实他们是红卫兵的头目,特别是行凶施暴最恐怖的学校的红卫兵的头头。〞

给毛泽东献红袖章的人叫宋彬彬,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子,他们8月5号把副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王容芬说,〝文革〞当中是两种暴力的结合。

王容芬:〝 一个是毛泽东和林彪代表的,他是中央军委的主席和副主席,以这种国家暴力的身份出现,然后跟下面民间的青春期少年的那种暴力扭结在一起,然后要砸乱中国社会…。所以我说文革就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45年前8月18号,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主要是林彪,他代表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肯定红卫兵的活动。林彪说,要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战争,鼓动红卫兵坚持到底,砸烂旧世界。

王容芬说,二次大战之后,德国民众对希特勒和纳粹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包括纳粹的娃娃兵--青年党卫军。但是中国的红卫兵却没有受到清算,甚至还当上大官。

王容芬:〝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薄熙来,他是当年北京四中的红卫兵,他那个暴力……把他父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一脚一踏上去三根肋条骨给踹折了。这样的红卫兵,有这样暴力前科的人,今天是政治局委员,是重庆市市长,他现在在复辟文化大革命,复辟红卫兵运动,唱红歌,跳红舞。〞

王容芬表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六百万,而文革杀死中国人上千万。希特勒被清算了,毛泽东没有被清算。希特勒的党卫军被清算了,毛泽东的红卫兵没有被清算。柬埔寨把红色高棉的领导人都押上反人类罪法庭了,但是中国的那些杀人犯还在逍遥法外。

她说,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中国也应该把文革开始的这天——8月18日定为〝国耻日〞。

王容芬在发出给毛泽东的信之后就服毒自杀,抢救过来之后,被投入监狱13年。1979年王容芬出狱之后,被费孝通推荐到〝中国社科院〞工作。1989年6月王容芬旅居德国至今。她翻译的著作有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附录]

王容芬,(1947年-),中国旅德学者。

1947年出生于北京海淀,童年在海淀培元学校读小学,1957年考入北京101中学。1962年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

1966年8月18日参加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认为“和希特勒没什么区别”。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寄出一封署名“退团信”,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在信寄出后,在苏联大使馆附近服毒自杀,但被送公安医院抢救过来,随即遭到逮捕。直到1976年1月,她才被判处无期徒刑。

1979年3月被平反,无罪释放。后被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翻译研究工作。

1989年6月,旅居德国。翻译有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19岁学生王容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红太阳”接见百万红卫兵的集会。她没有迷醉和狂热,而是将眼前的景象,与纳粹德国行迹对比无异,悲哀地想:“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9月24日,她具真姓名真地址,给毛泽东主席寄出退团信,如下: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对毛泽东,王容芬始终以“您”尊称。她又用德文抄写此信,带在身上,买了四瓶DDT杀虫剂,来到苏联驻华使馆附近,服毒自杀。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传出去。那知未及毙命,被北京公安医院救了过来。关押十年后,判无期徒刑。1981年王容芬33岁,终获无罪释放后,被历经坎坷古道热肠的的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为著名的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包括这本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到中国,1989年6月她前往德国定居。

王容芬的命运有三个令人惊叹之处:一是在举国痴狂之际,竟能独具慧眼以不怕死的勇气戳穿“皇帝的新衣”;二是竟能坚强并幸运的活下来,目睹“文革”的破产,按当时“标准”,王容芬如果被执行了死刑,决不令人吃惊,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都因在揭穿过“皇帝新衣”而被处以死刑,许多人听了王容芬的故事,先入为主地断定她已经“壮烈”了。三是王容芬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精神竟没有崩溃,而能在理性严谨的学术领域中取得巨的大成就,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余生。

说到中国的文革,说到反思文革,我们除了不能忘记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等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直至献身的先驱者,我们无论如何还不能遗漏和忘却一个人,她就是文革之初年仅19岁的女大学生——王容芬。

张志新等因主流媒体曾有过报道,知道他们的国人自然更多一些。而王容芬,因种种原因,似乎未见主流媒体有过什么报道,只有个别作家曾写过专门的文章报道她的事迹,而且也未见发表于主流正规媒体,知道她的人显然少得多。笔者算是比较关注建国以来尤其是反右运动和文革等历史研究的,但也只是近两年,才在无意中关注到她——王容芬,一个现代版秋瑾式的女杰——但与秋瑾有着很大不相同——大约最相似的就是都明知要毁灭,却拼命地扑向熊熊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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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7 21:31:40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一份检举揭发材料
——薄一波的肮脏灵魂和腐朽生活

薄一波早就过着资产阶级达官贵人的生活。薄在党派他到阎锡山那儿搞统一战线工作时,当上了阎的财政厅厅长,过着旧社会大官僚的豪华生活。薄在太岳当区党委书记时,革命正处在艰苦时期,而他一次就用几匹骡子驮了日用品和布匹等,生活极为奢侈。
薄一波的灵魂十分肮脏。他喜欢看腐朽的英美黄色电影,很欣赏香港大腿片。他爱读黄色小说、封建小说,喜爱的剧目有:《坐楼杀惜》、《叁看御妹》、《王老虎抢亲》之类。不仅自己看,还要全家老小共欣赏。
薄一波几年来借公家大量的钱收藏了不少古典书籍,其中有:《邯郸记》、《隋唐演义》、《女仙外史》、《元朝名臣事略》、《昭明文选》等等。薄把这些书视为珍宝加以保藏。
薄经常在家里大客厅里,架起录音机,请上琴师,和胡明坐在沙发上,听他女儿唱旧京戏。他还叫广播电台大批录制已被禁演的旧京戏。
薄长期过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全家八口人,占居着叁个大套院。薄在东城住时,嫌住处附近马路不平,命令北京市铺柏油马路,铺好不久,又嫌东城住处对孩子上学不方便,又搬到西城。薄家里住的房子本来已经够好的了,但他还嫌不舒适。年年让公家翻修,几年来共花国家资金二十多万元。薄还把他在北戴河暑期住的房子也修了。
薄看见有新的汽车就要换,已换了四次汽车.近几年来出去不坐小飞机,一定要坐大飞机,没有时就不满意。去年薄在上海从北京调公务车到上海(车上有胡明坐着),在浦口过轮渡,为了使薄的车厢先渡,只好把另一节车厢甩下。
薄一波夫妇和儿女衣服无数,仅各式男女大衣就有十四件之多,各种奇装异服使人看了作呕。一九六○年,薄一波在出国前夕,他老婆为他化六百多元在估衣店购买金丝大龙衣料一件,由高级服装店作成大龙袍式的睡衣。
薄夫妇、女儿经常喝人参汤,现在还存一木箱和一大瓷缸人参。
在经济困难时期,薄和他老婆利用每次出差机会,依仗权势,大开后门,大搞特殊化。购买的东西,从布匹、呢料、毛线、鞋袜、手表、油、糖、水果、饼干、西瓜、花生米,甚至还有臭豆腐,一直到碗筷、扫帚,应有尽有,满载而归,并常以家庭生活困难为名让公家报销。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底在广州某一次会议期间,薄一波亲自从小汽车里把一大卷衣料伪装着抱下车来奔上楼去藏好,在群众中留下极坏的影响。
在困难时期,薄养了很多鸡,到处要鸡饲料,要粮食喂鸡。有时还用小站米、馒 头喂鸡。薄一波亲自掌管鸡房钥匙,亲自取蛋。鸡下蛋少了,就查问,怪工作人员没有把他的鸡喂好。他家里桃树上结了桃子,都要数数,怕别人给吃了。
薄夫妇出门,只要人家那里供应茶叶,就不喝自己带的,有一次还偷了宾馆工作人员的一包茶叶。他们夫妇本不吸烟,却把宾馆供应的烟拿回家来待客。
薄一波还采用叫苦、赖账、借款、养病吃贵重药等等办法,从一九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共化用公款五千余元。薄每月工资四百多元,胡明二百多元,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定期补助二百元,共八百多元,可谓高官厚禄,这还不算,近几年来,经委机关已给他补助了五千余元。薄为了保养自己身体,不顾国家外汇紧张,在广州用外汇购买贵重保养药品达六百余元,由机关报销。
薄利用出国之机,大发横财,嫌北京的物品不好,派专人陪同他老婆往天津采购。这次报销大大超支,由机关报销了一部分,其余部分还是大大超过,最后还是由刘宁一同志被迫批报了。
薄把公家财产据为己有。把公家的窗帘作了被里和孩子衣服.从广播电台借来一架录音机,从钓鱼台借来一个石磨,从华北被服厂借来一台缝纫机,都据为已有,有的已出卖了。
薄看了机关事务管理局转发国务院关于私事坐车收费问题的通知后大发脾气说:“中央这样做,卡的我太严了,我洗澡看电影是公事、收我费我就不坐车”。国务院规定生活用具、洗沙发套要自己出钱,当秘书把国务院规定给他看时,他大骂说:“管理局全是他妈的混蛋!你局长来坐不坐我的沙发……?”薄还跳着脚喊:“你把侯春怀局长给我叫来!”侯局长来后,薄训了一顿,从此薄家这方面的开支一律报销。
经委召开全国性会议都必须在高级饭店开,否则宁可推迟会期或把别的单位撵走。每次开会薄都指示办公厅要把生活搞好点,他不顾国家财政制度,每次会议费都大大超过,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冬广州会议,薄带头大吃大喝,山珍海味,蛇、狗、猫肉,水里、空中、陆地上珍禽走兽应有尽有。每次会议薄都利用职权在饭店私人请客,公家报销,全家大小都来赴宴,吃了不算还得带走一部分。
(二) 支持老婆胡明为非作歹
薄一波的老婆胡明自进城以来,依仗薄的权势,以病为由长期不上班,反而扶摇直上。胡原在建工部时是十二级的副局长,一九六三年拟调经委时,反党分子刘秀峰为了讨好薄,给她提了一级,在经委还未上任就调到前手工业管理总局,又通过反党分子安子文、乔明甫,一跃而为十级局长。二轻部成立时,徐运北通过他的老婆沙晓鲁同胡明搞政治交易,结果徐当上了部长。徐为了向薄感恩报德,又把胡明提拔为部党组成员。
她任局长以来,配备了三个秘书,派头真是不小。在最近十年内,胡明曾先后出国五次,到过苏、英、朝、日、法五个国家。有几次出国是依靠薄的牌子,强行“走后门”去的。到了外国,不遵守外事纪律,违法乱纪,不按国家规定,乱花外汇.在法国时买了一辆轿车,至今还存在大使馆里。在法国期间同戴高乐夫人拉关系,一同拍照,不请示使馆、党委,擅自邀请戴高乐夫人吃饭(未成)。在日本期间,不顾民族尊严,穿上日本妇女的和服到处拍照,政治影响很坏。为了搞投机竟向一华侨借了日币三千万元,大买生活用品。回国后由二轻部用人民币还给该华侨在山东的亲属。对此,山东人民银行曾提出抗议,由于胡是副总理夫人就只好不了了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薄随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西南出差。当时胡明同二女儿在广州养病,因薄不在身边,给她母女的待遇只能按规定办事,她很不满意。为了达到提高自己的身价,她竟强要赵紫阳同志打电话给薄说:“你女儿病危(其实女儿病并不重)”。薄立即从西南乘飞机赶到广州。
(三) 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
薄一波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套完整的房子,每屋还铺着地毯,摆着沙发,每个小孩都有手表、半导体收音机、进口自行车。薄的二女儿从不读毛主席着作,遇到劳动和政治运动就想方设法逃避。有时要工作人员为她抄作业、做练习;稍有不满,就大发脾气。薄请画家教她绘画,请京戏教师教她唱京戏,请古诗教员教她作诗。她有病时要吃核桃大的馒头,大一点也不行。平时小病大养,不上学,逛来逛去,拖着拖鞋,手拿捶背棰,边走边捶打着腰背,使人看了作呕。每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连手绢、月经带都要保姆洗,真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他的第七个孩子不肯好好学习,他们要秘书帮这个孩子补课,帮他学英语。他的孩子睡在床上一边吃糖一边听讲。薄看了在一边发笑。有时秘书批评他孩子几句,薄就训斥说:“不耐心,不会诱导”。薄的大男孩曾轻蔑地说:“为人民服务,我才不管呢!只要我念好书,将来上清华,以后做专家。做不做党员无所谓……。”有人告诉薄,薄听了一笑了之。
薄的孩子上学有病都用汽车接送,特别是多年来还叫宿舍的工作人员给孩子往学校送饭。孩子有病和薄一起休养,胡明也跟着去。薄为了给女儿治病,亲自把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找到家里,命钱部长从广州调来林大夫(政治上有问题)。林大夫到京后,住在民族饭店,胡明告诉不许别人去看病,只准他一家看。广州的很多病人因林大夫一走,治疗中断,有的找到北京要求继续治疗,但得不到薄家批准也不行。薄还专派大夫,随同他的二女儿到上海、杭州、南京疗养。
薄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后,通过外交部“走后门”连同女婿一并分配到驻英代办处工作,二女儿考上大学要转学、转系,通过教育部和黑帮分子陆平“走后门”,办理了手续。
(四) 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
一九四九年,薄的母亲死在北京,前华北局的有关负责人为薄忙得不亦乐乎,薄还不满意。后来薄把其母的尸体运回老家山西。薄父死在陕西,进城后专门派人又把尸体运回老家与其母的尸体埋在一起。薄还到坆上痛哭烧纸。一九六五年,薄全家乘专车回家,上坟吊唁。薄真是个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
(五) 把家中工作人员当作奴隶
在薄家中工作的同志一年到头只能是服服贴贴地给他们搞家务事,没有礼拜天、假日,不管什么时间得随叫随到。稍不顺心,不是训斥,就叫下放劳动。
薄一波进北京以后就把他的警卫人员、保姆当成佣人使用,除了给带孩子外,还给洗衣服,连胡明的裤叉、月经带也得给洗。他们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坏,动辄训斥工作人员“脑子笨”、“不灵活”,“不会办事。”薄的几个孩子都已长大,工作人员还要侍候他们,饭菜稍为晚送一会,薄就训斥“孩子身体不好,你们负责。” 薄的小孩开口就駡工作人员是“笨蛋”、“混蛋”。
薄的警卫秘书王俊池同志,从小参加革命,跟他一起十多年。虽然王存在某些缺点,但是个好同志。平时薄、胡经常厉声责骂他。有一次王的孩子病了,王回家住了两天。薄、胡极为不满,马上就把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侯局长叫来,要他立即作出把王下放劳动的决定,王含泪而别。孙玉杰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在薄一波家当管理员、警卫秘书,他的父亲死了,向薄请假,竟遭到怒骂:“鬼催着你了,给我滚蛋”!工作人员李天金同志的母亲死了,再三请假要求回家一趟,就是不准,结果李哭着给他们开饭。经济困难时期,他怕工作人员偷他的东西,曾规定工作人员出入宿舍要经检查。有一次,薄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衣柜里忘记取出,他就猜疑是工作人员偷了,要查全宿舍工作人员,后经服务员发现取出才作罢。他有二块手帕叫他老婆送了人,他硬赖工作人员偷去了。有一次叫工作人员买了十斤杏,回来他就亲自过称,看少了半斤,硬赖买杏的同志吃了,逼着检讨,后经查找,是因卖杏的未去包装少给了半斤,补上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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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 12:49:3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维迎: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地步
——语言腐败的危害
张维迎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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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 23:02:58 | 显示全部楼层
目前中国需要这样客观冷静的文章

——对《在超越美国之前 中国是否已经超越了俄罗斯》的点评

作者:张宏良



《在超越美国之前 中国是否已经超越了俄罗斯》一文所提的问题(附后),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几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一再遭受不幸的历史宿命。特别是宋朝以来就一直在两个极端上来回跳跃:平时敌人一钱不值,我天朝天下无敌;战时又倒了过来,敌人无比强大,自己又一钱不值。曾几何时,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中国什么都不是甚至都不配做亡国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则完全被打压到了边缘化状态。可是就在汉奸文化刚刚被压住的今天,中国又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地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突然不可一世起来,把整个世界踩在了脚下。

明明是中国在储备美元,而不是美国在储备人民币,可是中国舆论却是今天中国赢了一场中美金融大决战,明天又是中国插入了美国金融心脏一把尖刀……如果单看舆论,好像不是现在中国许多家庭在存美元,而是许多美国家庭在存人民币一样。明明是美国股市从2007年的6000点上涨到了现在的23000点,而中国股市则从2007年的6000点下跌到了现在的3000点,如果再扣除中国股市只能进不能出的增发新股因素,中国股市的实际点数应该在千点以下。可是你看舆论则相反,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美国那里满眼黑暗,仿佛从2007年股灾后一直没有停止下跌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再从民生这个层次来看,中国舆论更是傲视天下,总是把俄罗斯当做反面典型挂在嘴边,全然不顾如同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俄罗斯保持了国土的环境绿水青山及资源无尽,俄罗斯保持了对国民的基础优厚的社会保障,俄罗斯的国民不会因为住房、生病、养老、就学、生儿育女等而犯愁,俄罗斯的食品安全令人放心,俄罗斯的汽车和汽油大体是中国价格的一小半,俄罗斯国民脸上洋溢着自信淡定连走路姿态都那么的积极向上。老百姓日常面对的生活不就主要是衣食住行吗?不就主要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吗?”可是中国农村出现了“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的情况下,网上网下却在嘲笑那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国家落后!

再从国家关系层面来看更是荒诞,俄罗斯能够不顾美国“只能和平统一”的警告而武力收复车臣;为了抵御北约东扩而强行把克里米亚半岛纳入祖国版图;为了清除周边美国势力,无视美格军事条约而出兵横扫格鲁吉亚;为了避免国家战略资源石油的国际价格完全被美国操控,俄罗斯能够跨越两个国家派兵进入叙利亚;美国在日本问题上、韩国问题上、菲律宾问题上、越南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张口闭口要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却从未说过一句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打击……可是在中国网络上,却到处都是美国被中国“吓尿了裤子”,俄罗斯反倒象是中国罩着的小兄弟。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战略学者,天天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来量去,以此证明中国周边都是美国力量不能达到的极限。鸦片战争时英国兵划着木船都能侵略中国,今天美国的航母和导弹却达不到中国极限了,你说这种阿Q精神有多么可笑。

这种打了鸡血的阿Q精神,主要依据就是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最强大国家。事情真是这样吗?大家看一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

宋朝的GDP超过全世界总和,北宋与金国的差距超过美国与非洲的差距;南宋与蒙古的人口倍数,相当于今天中国与朝鲜的人口倍数。在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根本就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结果是北宋南宋均被对方所灭,将近1亿人口的南宋更是被只有200万人的蒙古杀掉了一半。后来,当只有4万人的努尔哈赤向拥有百万大军的明朝宣战时,明朝群臣百官全都声称满清绝非对手,所以崇祯皇帝在上吊之前才会仰天长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其子抱着李自成的大腿哭求替他父皇杀尽明朝百官。晚清更是这样,如同今天一样幸灾乐祸地看着西方工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的动荡、混乱和战争,自翔是世界上最繁荣最稳定最强大的国家,可是混战中的西方国家只是派出了一小拨军队,就差点儿灭了我们堂堂中华。当时清朝的GDP占世界1/3,超过今天美国的占比,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我们无数次地反复强调,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GDP,不是武器,而是国内矛盾和国民精神。共产党的战斗力来自于官兵平等,新中国的战斗力来自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正面的例子是如此,反面的例子也是如此。纳粹德国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于共同富裕——“当时德国找不到一件只有老板买得起而工人买不起的商品”。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陶醉应该再忍一忍,忍到在解决了贫富两极分化矛盾和形成了能够感召世界的道义精神之后,忍到在解决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后,在解决了有毒食品之后,在解决了假酒假药之后,在家家拆除了防盗门防盗窗之后,在学生上学不再用家长接送之后,至少是在我们国家统一之后,我们的领土领海不再被他人占有之后……我们再自豪地宣布,中国是全世界最强大也是最伟大国家,全世界也会因为道义力量(而不是GDP)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由衷地把我们看作是引领世界进步的老大。


延伸阅读:在超越美国之前 中国是否已经超越了俄罗斯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同样,中国没有一条理由让我们轻视俄罗斯。

一直对俄罗斯充满警觉,知道它是个厉害角色不容小觑,这个国家的历史是个帝国级的历史,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交往中,总是因为国体孱弱而处于下风并屡屡吃大亏。在我实地到俄罗斯考察之后,除了继续保持对它的充满警觉之外,我对它还增加了深切的敬畏。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似乎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脱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层面掌握了大量经济实力,中国GDP已处于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似乎正财大气粗,相对比,俄罗斯GDP和外汇储备分别排名世界第十二和第十。

由此,在中国不少人的眼里甚至是一些领导人眼里,俄罗斯已是小弟了,对其充满了轻视和不以为然。这种无知加虚幻的感觉,正让中国陷入了一种长期危险的境地。

我这里泼下冷水,让怀有这种想法的中国人赶紧的醒醒,中国现在正把目标锁定在超过美国上,依我的看法,别说是超越美国,在超越美国之前,中国至少还有三个国家要超越,那就是日本、德国、俄罗斯。

我知道,让中国很多人承认我们不如美国比较容易,让中国很多人承认我们不如日本、德国、俄罗斯,就很不容易,或许这还无意识的伤到了政治正确。

阿Q精神也是我们始终无法摆脱的根深蒂固国民性,就此说你不爱国是轻的,说你卖国贼汉奸都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历史上,我们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屡战屡败的。无论是江湖决斗还是国家竞争,凡是盲目自大过分轻视对手的,没有胜利的例证。

俄罗斯保持了国土的环境绿水青山及资源无尽,俄罗斯保持了对国民的基础优厚的社会保障,俄罗斯的国民不会因为住房、生病、养老、就学、生儿育女等上而犯愁被绑架,俄罗斯的食品安全令人放心,俄罗斯的汽车和汽油大体是中国价格的一小半,俄罗斯国民的衣着考究并五彩斑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俄罗斯国民脸上洋溢着自信淡定连走路姿态都那么的积极向上。老百姓日常面对的生活不就主要是衣食住行吗?不就主要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吗?

国家层面上俄罗斯对外很强硬,没什么国家敢欺负,俄罗斯的国民基础教育很普及,图书馆和公共体育设施很健全,俄罗斯的地铁都是艺术品,经济适用考究典雅,而看完俄罗斯的城市建筑和设计布局,中国现在的城市建筑和设计布局实在是令人不堪忍受,很多甚至是粗陋不堪,几乎看不到5千年文明古国的传承踪迹。

对照这些,中国是否超越了俄罗斯?不说一千条理由,除了以上的概括,我下边再重点说下以下的五条,以便于对国家和国民的一体性问题有个联结思量。

(一)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发展主特征及国民生活状况比较

中国2015年底人口总量是13.7亿,俄罗斯2015年底人口总量1.46亿,中国2015年底GDP大约11万亿美元,俄罗斯2015年底GDP大约1.3万亿美元,按照人均GDP计算俄罗斯还是高于中国的。这是建立在GDP统计没有水分前提的判别。中国2016年底的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俄罗斯2016年的外汇储备约4千亿美元,人均外汇储备来说同样俄罗斯高于中国。

当然,因为中国GDP和外汇储备总量大,中国政府的权力支配又比俄罗斯更强,所以,在举国之力办大事上肯定是比俄罗斯要敢于玩票,比如一路一带的底气以及对外合作上的胆气,以及国际影响力,很多是源于有此基础。

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及粮食出口,也是世界武器出口大国,经济产业较之中国比较单一。俄罗斯是一个教育、科研大国。在高科技航天和太空领域以及军事科技领域,是处于世界前茅行列的。俄罗斯目前的金融系统稳定,俄罗斯政府债务水平相当低,负债水平不仅低于以往20年的平均水平,即便与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比也处于很低水平。

在制造业比较上,中国显然大大超越了俄罗斯。但中国制造业主要是资源加工型的,而不是自主创新型的,真正在世界有竞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短缺,所以,俄罗斯这方面的劣势就在对比上大大的缓解了。以之前的人口红利获得世界工厂地位上,俄罗斯本身不具备基础的条件,加上对环境保护上的约束等,俄罗斯也不会选择这样的国策。

而在国民生活实际水平比较上,俄罗斯国民收入水平排名并不在世界前列,但俄罗斯人的社会福利制度,比之欧美发达国家却基本不逊色多少。我虽然也批评过普京的专制,但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对自己的国民很优待,关键是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上的惠民体现了它的另外的强,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普通民众万分期盼的,俄罗斯政府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开支占比高出中国几倍。

俄罗斯不仅自己可以买房,也可以自己建房。俄罗斯还有《保证年轻家庭住房标准》国家政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在买房或者自己建造住房时领取到社会补助。如果生育孩子多,则补助金额会更高。俄罗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国民看病统由国家全部买单,一旦生病医院会派车把病人接走,一切费用全免。俄罗斯实行面对全体国民的退休养老金保障制度,光此一项开支就占到了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一。俄罗斯所有居民楼24小时冷热水供应,市话几乎免费,水、电、气等收费便宜的令人惊奇。俄罗斯从幼儿园到大学(私立大学除外)一律免费,不仅免学费和课本费,还免费供应质量有保障的营养午餐。

俄罗斯的整体经济并不如很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落后,经济的是否先进,并不主要看你堆积了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综合数据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在城乡人口比重中,俄罗斯的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了73%,农村人口只占27%。这个数据比中国高了很多,俄罗斯基本完成了较发达现代文明国家的转型。

社会福利对照下中国和俄罗斯就不多赘述了,差距是一清二楚的。

(二)中国和俄罗斯自然资源实际占有比较

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领先优势明显。

从几项主要资源来分析,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2位。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50. 7%居世界第1位。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居世界第1位。水力资源居世界第2位。煤蕴藏量居世界第2位。铝蕴藏量居世界第2位,铁蕴藏量居世界第1位,铀蕴藏量居世界第7位,黄金储藏量居世界第4至第5位。

俄罗斯农业用地2.1亿公顷,其中耕地1.25亿公顷,人均耕地为0.85公顷;而全世界耕地面积不过14.57亿公顷,人均只有0.32公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土地非常肥沃,黑土地带是俄罗斯的主要财富,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俄罗斯海洋资源同样少有国家可匹敌,海岸线长约40000公里。

中国的自然资源同样丰富,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第3位。

上述同样几项与俄罗斯相比较,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14位。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在世界排名130多位。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居世界第10位。水力资源居世界第3位。煤蕴藏量居世界第3位。铝蕴藏量居世界第7位,铁蕴藏量居世界第5位,铀蕴藏量居世界第9位,黄金储藏量居世界第7位。中国海洋资源也是名列前茅的国家,海岸线长约32000公里。

中国在钨、稀土、铅、锌等小金属的储量上居于世界第1位,这是与俄罗斯相比较中的优势部分。但在自然资源上,中国的最大的劣势是,一以人均占有说话,世界排名一下子就跑的很后了,同时,除了煤炭富足,因为总量需求过大,其它的石油等基础性资源,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另外,中国人均占有水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的40%,也严重的排名靠后。

(三)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人口繁衍竞争比较

人口负增长曾是一度困扰俄罗斯,俄罗斯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生育政策, “母亲基金”项目实施后,俄罗斯出生率提高了30%,目前已有6000万个俄罗斯家庭享受了这一补贴。此外,法律保护生育3个孩子的女性有4年半产假,产假时间算入工龄,可以随时要求返回工作岗位。俄罗斯还向多子女家庭免费提供住房用地及提供对应的住房补贴。俄罗斯在2013年人口实现自然正增长,是1991年以来的第一次。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拥有3个孩子的家庭应成俄罗斯标准。俄罗斯拥有1707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相当于近两个中国,加之自然资源拥有量世界第一,也没有其它欧洲主要大国面临的穆斯林移民困扰,对于俄罗斯来说,以现在的1.46人口总量来说,人口性别比例男少女多,鼓励生育可以说根本不担心能否养活和人口增长太快的问题,这是俄罗斯未来在世界竞争中潜在的巨大优势之一。

中国的人口问题却恰恰相反,在人口问题上当下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而且,其中矛盾交织和内生性脆弱导致无法找到平衡点。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出现了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开始了长时期的负增长,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由于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采取对应的经济补贴和其它有力的鼓励政策,生育率回升并不明显,自2010年至2015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2,中国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之一。在沉重生活负担压力下,新一代家庭特别是一线城市新一代家庭,对生育子女态度上十分消极。而出生人口性别比中的男多于女3千万的失衡积累,其社会风险不容忽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年化最快的国家,而对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缺失,过去的人口红利已经消退,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经济潜在增长率。但由于基数庞大,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人口对粮食供给、人口对水资源需求、人口对能源的匹配等问题,始终是巨大的困扰。

(四)中国和俄罗斯对历史宗教文化传承及保护比较

观察一个国家的成色的重要一点,要看它对历史宗教文化是否能够传承与保护,而这种传承与保护,很大程度上又体现于这个国家城市建筑的凝结之中。

每一个亲历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大都会被这二个城市的建筑和城市布局所震撼。特别是圣彼得堡,集中荟萃了欧洲城市的精妙,城市建筑难以置信的完美,宏伟华丽、和谐流畅、艺术精湛。

以圣彼得堡为代表的俄罗斯建筑,经历了从巴洛克风格到古典主义再到折中主义和现代派建筑风格的变化,而且层次递进,老城完整留存之外创建新城,新旧结合联接也同样完美。真不愧是帝国气度。

即便是俄罗斯曾经历了前苏联时期,但却能够把城市建筑如此近乎不加破坏的传承和保护下来,对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解放后对以北京为首的古建筑大幅度拆毁,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积聚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俄罗斯传承和保护下来的建筑中,与皇宫一样辉煌的是教堂,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俄罗斯人血液之中,成为塑造俄罗斯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东正教信仰对俄传统文化形成及国家道路选择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如此基因,俄罗斯国民的世俗世界和灵魂世界可以获得有效自我调节,也由于东正教的王权和教权历史沿革上的联系紧密,民族凝聚力让俄罗斯人对外御敌上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精神十分强烈和剽悍。

中国拆毁的不仅仅是历史建筑,同时,也是拆毁了中国5千年的宗教和文化传承,当下中国人的缺失信仰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其实,有钱往往靠不住,有信仰比有钱更靠得住,假设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两个不同背景下国民凝聚能力上的高下,是无须论述的。

不仅如此,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于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发展也产生了持久的推动,俄罗斯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举世瞩目并被世界认可。

(五)中国和俄罗斯军事力量比较

美国、俄罗斯、中国是世界上前三的军事强国。

从历史的军事底子和对外战争底子来考量,中国综合军事实力不如俄罗斯,从现代军事需求配置硬件来考量,中国这些年的进步要比俄罗斯快,比如“智能化”武器和装备上,比如指挥通讯和控制系统自动化上,比如未来高科技化及信息化联合作战的系统对抗上等。但这些还主要体现在中国的财力优势上以及中国在武器制造方面的较快提升,只是中国有钱并重点加强了军事上的投入。

尽管这些年中国军队多次进行在三军联勤、集团军规模跨区对抗的演练,先进的C4ISR系统、精确的武器系统与数字化装备联合屡屡现身,但战争除了武器配置,实战经验和军队意志也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比较,恐怕还不是俄罗斯的对手,至少,没有明显的优势。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的突出特点是实用性强悍,俄罗斯军队作战能力同样以强悍著称。

以上的五个方面的简要论述,在假设俄罗斯是我们的敌对国情况下,中国要战胜这个对手是十分困难的,无论是经济竞争上、可持续发展资源供给上、人口递延素质上、军事对抗上、还是国民信仰上,俄罗斯无疑是中国前边而不是后边的一个国家。

俄罗斯新生代并不像中国新生代那样普遍的以金钱权力崇拜为中心,仍然是能够把追求物质和追求理想精神层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俄罗斯人身上那种普遍的淡定和自信以及精气神,是在当下中国人身上所少见的。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充满骄傲,他们的宗教长期牵引推动衍生了基础有序的道德观念,他们国家制度对国民生活保障上产生的轻松感,他们民族性格中的强悍基因的巨大作用。这是中国要向俄罗斯学习的地方。

俄罗斯仍然是个潜在的帝国,它的许多优势不可比拟,即便是美国都不敢对其掉以轻心,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在内生性上完成国民优良基因根植,无论这个世界的科技多么发达,它最终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也不要迷信一时的物质力量多么厉害,它最终也是要与坚定持久信仰产生默契时才具有真正力量的。

中国现在是否超越了俄罗斯?你一下看不懂没搞清楚,这个可以理解,但你非要装逼那我也就没办法了。在俄罗斯考察期间,中国旅行团一些中国人在俄罗斯表现出的那种无知低俗、夜郎自大、修养低下,让人真的很无语。当然,中国人本身的聪明才智应该是超越俄罗斯人的,但只是各自原因用错了方向。

什么时候,让中国人骄傲的,不是因为你暂时有钱了,而是因为你在精神上受人敬仰了,中国文化流传世界,那中国谁也不用赶超了,中国也再不会有敌人,中国不是老大也是老大了,其实,世界就这样的简单,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只要精神上的问题解决了,加上人口优势,怎么可能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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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7 07:56: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yili 于 2018-2-7 08:11 编辑

“如果说当初将毛主席拉下神坛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政治需要,那么现在就是将毛主席重新请上神坛,才能处理当前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
————文革余孽死灰复燃
投诉单号4884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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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毛泽东路线已是大势所趋!
2018-01-26 红旗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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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中国在发生着改变吗?答案是,是的。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改变,而且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是悄然的改变着,等到大家认识到了,知道他的存在的时候恐怕已经普天盖地了。

最近,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还有底层人们的不断的呼声,毛主席热,已经不是仅仅局限在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上,而且渐渐的集中的出现在了媒体和更多的人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对待这种积极现象的产生,有着一种久违的期盼和冲动。

那么中国是否迎来了大转型的时期呢?那么未来的中国将因循怎样的一种社会环境模式呢?是三十年前的那种激烈的风起云涌的形式呢?还是趋于缓和的当时相对激烈的模式呢?亦或是一种只是向有左转的信号呢?
1、六十年来中国的本色是什么?
中国取得了满清政府之后难得的统一,难得的经济发展,难得的国家和民族的大团结,难得的世界国际地位。那么作为中国战胜一个有一个困难的法宝是什么呢?不是美元至上,不是资本家,更不是一些人引以为自豪的GDP,那么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特有的本色。这种特有的本色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一往无前的,敢于到死不顾的英雄气概。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三军可夺帅,但是匹夫不可夺志!就是这个道理。在正确的路线的指引下,凭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勇气,才战胜了一个有一个的困难和敌人,从而获得了我们自己的光辉成绩。

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到新中国走过三十年,其间,除了苏联曾经给过我们帮助,谁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一种舍我其谁的信念,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才是中国的本色——一种永远的颜色,红色!
2、几个风向标,预示着毛主席悄然的再次走进我们的生活
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风向标,重庆和上海始终是中国走向的关键部分。去年学雷锋活动前夕,上海在地铁中展出了大幅的画报,毛主席以这种方式再一次走进了普通百姓的视线。至于重庆,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单凭上海的这个变化,我们就可以断言,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间,中国将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当初将毛主席拉下神坛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政治需要,那么现在就是将毛主席重新请上神坛,才能处理当前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中国当前的矛盾和问题,已经超过了西方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谓的技术和知识了。

我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三十年,猛然间发现,西方的那一套,已经不再适合当前世界的发展步伐,而且问题多多,危机重重。所以如何能够避免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呢?找来找去,发现在毛泽东思想里,一切问题都有各自的答案!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否认,也不能忽视的;因为翻遍世界上所有的著作,只有一个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符合中国发展的步伐的,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经过了将近六十年的实验和验证,重新回归主席的思想和道路,我们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更多的错误,也能更好的运用这个宝贵的遗产!


3、不经过三十年,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
西方经济学,只不过区区几百年的时间,而中国的政经学,至少有两千年了。而毛泽东思想是集合了中国几千年的智慧和整整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而获得的最适合中国国情,最能解决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问题的智慧。所以经过了最近这几十年的探讨和实践,更加发现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更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而且毛泽东思想也是避免中国不断重复中国历史周期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体系。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走过几十年,我们更应该深入的审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最根本的最权威的指导思想,是符合中国最大利益的。舍此无他!其他的一切都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和社会实践的细枝末节,难登大雅之堂的!
4、中国左转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那些国家的蛀虫们颤抖吧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当一部分人还沉浸在金钱的席梦思床上坐着酣甜的美梦的时候,一些人已经醒了过来了。还是有一些有志之士,考虑着中国的未来,考虑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所以这次中国的大调整,不仅仅的局限在经济领域,将更加的深远和强大。

可以断言,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范围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左转的趋势将无可阻挡!由此,那些国家的蛀虫们,就只剩下了颤抖了!

总之,毛主席告诉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使我们瞪大眼睛拭目以待的时候了!中国的未来从今天,已经悄然的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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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11 22:49:04 | 显示全部楼层
习仲勋致电毛泽东:再“左”下去会输精光
2018-03-09 旧报刊剪辑 老兵读史

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正在苦闷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更令他兴奋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制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史称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骑马日夜兼程从西北局所在地赶往杨家沟。根据会议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会议期间,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非常专注地听取了习仲勋的汇报,这使习仲勋感受到党中央对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担忧,并希望得到实际情况后,予以纠正的决心。这种感觉使之前一直忧心忡忡的习仲勋心里轻松了许多。

果然,在28日进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到 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在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心中有了党中央给予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因此习仲勋一回到西北局,虽然当时正逢元旦佳节,但他已无心和家人去享受节日的欢乐,立即带着工作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

1948年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积极纠正会议召开之前在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热烈拥护。(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生活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发动群众自发运动。其中关于如何区别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习仲勋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第一,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 20%。如再平分,即有80%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 80%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启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交代这些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得隐瞒,也不能夸大。接下来的两天,出席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听取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半个月内从土改一线发来的两个调查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众在土改中将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没想到若不加引导,也会走入歧途。不过,让他高兴的是,从习仲勋的思想水平和严谨工作态度上,他看到了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第3天就回电了,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再一次转发各解放区。

在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最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验证,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领导层达成共识。紧接着,我父亲和习仲勋,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追着纠”、“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亲笔信





习仲勋(后排右二)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习仲勋土改纠左,却让一个人从此怀恨在心,期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西北土改中率先推行极“左”路线的康生。

14年后的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仅发表部分章节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打落下来。具体过程是,康生在会上交给毛泽东一张字条,毛泽东打开字条一念:“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康生立刻把这句话当做毛主席语录广为散布。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是在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个说别人搞阴谋的人,自己就是个阴谋家。


险些被极“左”路线杀害的习仲勋,为14年前在土改运动中反“左”纠偏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后背负16年冤案,先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一个小小的副厂长,后在十年“文革”中又被关了8年监狱。当1979年他获平反昭雪,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他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他奉小平同志之命,正是在此期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在中南海散步时,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为极“左”阴影笼罩了中国几十年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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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5 22:54:41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今中外神话威权是要人完全服从,放弃独立思考和选择的能力,以便威权的指鹿为马为所欲为。
文革唯最高指示马首是瞻,除了钦定以外皆可怀疑和打倒,以致丧失人性和辨别是非能力,受害最烈者以无知青少年为甚。

衡量功过和历史作用,要看民众整体受益或受损程度。凡是许多人神话权势者,无不意在剥夺人的独立思考,那就要睁大眼睛看事实,而不是随大流赶时髦跟着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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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6 22:01:45 | 显示全部楼层
1968年9月3日,凌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

60岁的傅雷安静地注视着妻子朱梅馥将天蓝色的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搓成绞索,一如注视着32年前那个19岁的美丽新娘对镜梳妆。

天不会再亮了。老夫妇将绞索挂到落地窗的钢架上,又在凳子下面小心地垫上棉被,然后相互帮扶着踩上凳子——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和他的妻子就这样在自己的卧室里告别了这个世界。

后人一直在猜测这对伉俪在凳子下垫上棉被的原因:也许他们怕踢倒的凳子弄出声响,引来不必要的营救。也许,他们只是不想在离开前再打扰这个世界。

在自缢之前,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尽管窗外,文明已经先于他们被那个疯狂的时代缢死。

在他们的遗书里面,丝毫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抱怨,而是平静嘱咐了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损失的赔偿,他们甚至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53块3。

这是他们曾经用文字和生命热爱的世界,他们选择平静作别,就好像只是要做一次离家的远行。

此前,他们已经被连续批斗4天3夜,下跪、皮带、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戴上高帽象小丑一样侮辱,这些暴行不属于他们高贵的、有尊严的人生。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告别,这是他们唯一的抗拒手段。

1966年 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后的家书。这是写给其内弟朱人秀的遗书。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

    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

    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

    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三页遗书,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傅雷先生最后署名还不忘盖章,令人不禁感叹不已。     

    翻译家傅雷已经渐渐淡出了当代人的视野,但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代得如此清楚。

让我们感怀的是,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因此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

  “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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